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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

来源:建广律师事务所     201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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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我所律师成功代理民事案件,为当事人挽回近两百万元损失
    案件背景:杨某三兄妹的生父杨父晚年与其老伴离婚,后认识了刘某并于2007年7月与之结婚。杨父与刘某婚后第二年,杨父单位组织职工集资购房,杨父与刘某决定购买,并以刘某的名义向银行贷款购房。之后,杨父突然离世,房产的归属问题使原本就不太和谐的家庭(因杨父与刘某的原因导致)再起波澜。刘某作为杨某三兄妹的继母,不顾各方的利益,一心想独吞房产。杨某三兄妹与刘某就房产继承问题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属于自己法定继承的房产份额,杨某三兄妹一纸诉状将继母刘某告上了法庭。


一审程序:
杨某三兄妹在诉状中写明:“请求法院判决对被继承人杨某生前享有所有权的昆明市XX小区房屋中属于三原告享有的遗产份额依法进行分割,并由房屋现在的占有人被告支付三原告补偿款1312500元。”在一审程序中,刘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杨父“书写”的《房屋产权赠送》打印稿以及杨父“手写”稿各一份,其中均记载有“我自愿将我单位云南省国税局20XX年XX月26日以爱人刘某的名称,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北市区XXX路以北盘龙江以东XX小区X号地块的商品房房屋和配套住宅部分:车库、车位、杂物间。此房屋在建设中,今后办理的所有产权归属我的爱人刘某所有。”的内容,落款日期均为2010年5月17日早,此份证据成为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经一审法院委托云南XX司法鉴定中心对于两份证据的书写部分进行鉴定,鉴定为上述两份《房屋产权赠送》的书写字迹与杨父生前留存的字迹是一致的。就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认定杨父生前所写的《房屋产权赠送》打印稿以及手写稿均有将诉争房屋的产权赠与给刘某的意思表示,赠与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认定诉争房产不属于遗产范畴,最终驳回杨某三兄妹的诉讼请求。对此,杨某三兄妹表示不服,并向昆明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程序:
在二审程序中,杨某三兄妹解除了一审律师的委托代理,换为委托我所胡鹏、杨浚珑律师代为办理该案件的二审程序。经过我所两位律师对案件的认真研究及分析,并到法院对一审案件的卷宗进行了调阅,对证据一一进行核对,发现《房屋产权赠送》打印件及《房屋产权赠送》书写件在一审司法鉴定的程序中有较多问题,并且根据当事人陈述,上述两份赠与协议的字体确实不像是自己的父亲笔记,鉴于此,我所律师及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及《重新鉴定申请书》,对两份赠与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二审法院对两份赠与协议进行重新鉴定。当上述两份申请向法院提交后,似乎案件的进展到了瓶颈,只能依靠二审法院同意重新鉴定的申请来实现诉讼目的。就在此时,我所两位律师再次对案件所有证据材料进行深度的核对、研究、分析,发现了在一审中云南XX司法鉴定中心在对《房屋产权赠送》进行笔迹鉴定中采用了杨父的一份“个人简历”(刘某所称“个人简历”是从云南省国税局杨父个人档案中调出的)的笔迹作为鉴定参考样本,通过我所律师的细致观察,发现“个人简历”所用稿纸上记载有编码。通过对编码数字的分析,我所律师怀疑该稿纸出厂日期可能是本案的重要突破口,沿着这条线索,我所律师及杨某三兄妹走访了包括云南省国税印刷厂在内的多处地方收集证据,这收获了我所律师所希望获得的重要证据线索,特别是由云南国税印刷厂出具给我所律师的“情况说明”,证明该批稿纸出厂日期为2005年。我所两位律师就此推断,稿纸出厂日期为2005,而刘某提供的“个人简历”的落款日期为1995年,这除了作假别无其他可能。就此,在二审庭审中,我所律师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三组新证据,其中包括云南省国税印刷厂的“情况说明”,此证据欲证明刘某在其单方委托鉴定时,提供给XX鉴定中心作为检材的“个人简历”的使用稿纸是2005年才印制的,不可能在1995年11月19日就书写了该简历,证明该“个人简历”存在伪造的嫌疑。与此同时,我所律师就上述问题还向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到杨父原所在单位调取杨父存于单位的档案字样及到印刷厂调取关于该稿纸印制的印刷出产日期。二审法院主办法官结合全案情况同意我所律师的调证申请,依职权调取了相关笔迹证据以及印刷厂出具的“稿纸出厂证明”,证明了写有“个人简历”的稿纸是2004年定版,2005年才印制出厂的,同时,二审法院法官还走访了与案件相关的人员,得到省国税局证实该“个人简历”并未存在在云南省国税局关于杨父的个人档案之中的证明。
不仅如此,我所律师还发现一审中刘某所提交的《房屋产权赠送》并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此,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与受赠人需为双方行为,即赠与合同须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赠与人有赠与的表示,但受赠人并没有接受的意思,则合同仍不能成立。结合本案,《房屋产权赠送》仅仅为杨父单方具有赠送行为,而作为受赠人的刘某并没有任何表示接受杨父赠与行为的意思表示(因为在两份《房屋产权赠送》上并未有任何刘某的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以《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作为法律依据进行判定,是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我所律师可以判断出,《房屋产权赠送》并没有生效,刘某并不能成为该房屋的受赠人。在本案中,还有一点是令人感到疑惑的,即该份《房屋产权赠送》的落款时间2010年5月17日早,而杨父死亡时间为2010年5月18日凌晨,根据我所律师的调查了解到,杨父在去世之前,并没有做赠与或遗嘱的意愿,而且加上杨父去世并非慢性疾病,而是因为院外心跳骤停,这种突发性的事件,是常人所无法预测的,不可能如此巧合在去世前一天书写赠送协议。因此,结合上述情况,更能揭露刘某对《房屋产权赠送》进行造假的事实。
在二审庭审中,我所律师对于案件存在的疑点进行充分的表达,并进行了充分的证据举证,刘某及刘某的代理人对于我所律师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根本无法给予明确和合理的解释,二审法院在未允许我所重新鉴定申请的情况下,根据调证的情况及结合本案的整体情况作出以下认定:“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个人简历”落款时间为1995年11月19日,而使用的稿纸是2004年审定2005年印制的,并且该份“个人简历”也并非从杨某档案中调取,故被上诉人提交的作为鉴定“样本”的被继承人“个人简历”真实性不能得到确认,鉴定人员以该存疑的样本作为参考,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产权赠送》(打印稿、手写稿)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昆明中院依据我所律师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以及调取证据所获得的事实情况,并结合案件的整体事实,认定一审法院指定鉴定机构时存在程序问题,同时认定刘某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房屋产权赠送》是伪造的,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遂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直接改判由杨某三兄妹享有继承权,各享有房产1/8的继承份额。


笔者评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其实是认定《房屋产权赠送》是否真为杨父所写。如果依照刘某所说,《房屋产权赠送》确为杨父所写,那本案只能按照赠与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处理,即诉争房屋依照赠与事由归刘某所有,杨某三兄妹无权继承该房屋。但我所律师在二审中向法院提交的新证据,依照自然常理及事实规律,足以证明《房屋产权赠送》为刘某造假而成,并非杨父亲自所写,还原了事实真相,同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我们认为,律师在进行法律执业中,一定要恪守职业道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为了满足己方当事人的意愿而故意伪造或放任案件当事人伪造证据,做出有悖于事实常理的行为。当然,律师在对于办理的每件诉讼案件中都必须认真面对,细致的去分析、研究案件中每个关键点,从而找出突破点已到达律师所需的诉讼目的,尽最大可能维护己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